慕生忠将军

　　在号称“世界屋脊”的青藏高原上，横贯着一条被当地人称为“天路”、“神路”的公路，这条公路像一条玉带飘过雪山之巅，像一道彩虹跨过泥沼深潭，将西藏与祖国内地紧紧地连接起来——它就是青藏公路。这条曾经担负着85％的进藏物资、90％的出藏物资运输的公路，是慕生忠将军在上世纪50年代初率部修筑的。慕生忠将军也因这一历史功绩而被人们称为“青藏公路之父”。1954年5月11日是青藏公路正式破土动工的日期，让我们随着慕生忠将军之子慕雅峰的讲述，一同回顾那火热的年代、艰苦的征战。

　　2．8万头骆驼几乎全部覆没

　　1953年底，为了解决驻扎西藏数万军民所面临的缺粮困境，中央责成西北局负责组建西藏运输总队，总部设在青海的香日德，有关领导点名要时任西藏工委组织部长的父亲（正在北京准备调动工作）担任政委，这是父亲第二次进西藏。说是运输总队，其实是个骆驼运输队，因为这支运输队是由从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等地收购来的2．8万头骆驼组成的。据说当时全国的骆驼总量也不过是20万头，这近3万头的役驼可不是个小数字了。运输总队把这些骆驼与驼工们编成队，每头骆驼驮上150公斤左右的面粉，分头向西藏进发。

　　1954年初，驼工们陆陆续续返回了香日德。他们去时牵着骆驼，回来时却两手空空：由于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环境，这批进藏骆驼大队损失惨重，2．8万头骆驼几乎“全军覆没”！

　　目睹了进藏部队物资的极度缺乏，目睹了骆驼运输总队的惨重损失，父亲十分痛心。利用一次到北京开会的机会，父亲带着秘书、警卫员和一名向导一行几人，从拉萨出发，沿着正在修筑的康藏公路进行了实地考察。他们历时四十几天，全程走完了康藏线。康藏公路沿线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，雪崩、泥石流、塌方等事故经常发生。就是一场小雪，经风一吹也会形成雪堆。父亲一路上看到了这些情况，他认为从康藏线上修公路进藏困难太多，而且就算修成了，也难以保障运输的畅通。

　　然而，仅仅靠骆驼来运送进藏物资根本不是长久之计，要想解决西藏运输的困难，就非得修路不可。既然康藏线困难重重，那么从西北开辟一条入藏公路如何呢？父亲的这一想法和副政委任启明等同志不谋而合，于是父亲先后派出两批人，用木轮大车和胶轮马车向藏北重镇黑河（今西藏那曲）出发探路。父亲则前往北京，为修建青藏公路筹集资金与物资。

　　筹得首笔30万元的修路经费

　　父亲来到北京，找到了老首长彭德怀（彭德怀在第一野战军担任司令员时，父亲是第一野战军的民运部长）。在此之前，父亲刚刚收到前往黑河探路的任启明的一封电报，电报上写着这样4句话——远看是山，近走是川，山高坡度缓，河多水不深。原来经过考察，探路队发现青藏高原虽然海拔高，可是群山之间高度差小，坡度也相对缓和；此外，高原上虽然河流密布，但是河床很浅。在这种条件下，修建青藏公路的可行性还是很大的。

　　父亲拿到电报，兴奋得一夜没睡觉，心里更有了底儿。于是在老首长面前，父亲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：一条青藏线，可以分成几段修，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的300公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

　　听完父亲的汇报，彭德怀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前。只见彭德怀抬起手，从敦煌一下划到西藏南部，说：“这里还是一片空白，从长远看，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！”彭德怀高瞻远瞩，从战略高度上肯定了修建青藏公路的必要性。

　　当日，彭德怀留下父亲在家里吃饭，用苏联军事代表团送给自己的“洋酒”招待了父亲。临别前，彭德怀要父亲写个修路报告，再由他转交给周恩来。

　　几天后，周恩来亲自批准了青藏公路的修路报告，同意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，批下来30万元作为修路经费。按照当时修建公路的最低标准，这30万元充其量能修5公里，虽是杯水车薪，但对父亲来说也是弥足珍贵了。

　　彭德怀又安排兰州军区为父亲拨出了10名工兵、10辆十轮卡车、1200把铁锹、1200把十字镐、150公斤炸药等物资，支持父亲修建青藏公路。多少年过去了，父亲每次提起彭德怀，总会这么说：“没有彭老总，就没有青藏公路！”

　　戈壁滩上扎下了6顶帐篷

　　早在1953年底西藏运输总队进藏运粮时，驼工们就发现在香日德以西300公里之处，有个叫“噶尔穆”的地方，从那里进昆仑山路比较好走，没有多少沼泽盆地。这个“噶尔穆”就是后来成为筑路大本营和青藏公路南线起点的大名鼎鼎的“格尔木”前身。

　　根据骆工们提供的信息，父亲派出了几个得力的年轻人，拉着几头骆驼，去格尔木建立转运站。几个年轻人沿着柴达木盆地向西走去，等到地势开阔平坦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停了下来，在茫茫的戈壁滩上扎下了6顶帐篷。为了防御野狼的袭击，年轻人们又到十几公里外运回了沙柳，绕着帐篷垒起两米多高的围墙，他们给自己的城堡起了个名字——“柴禾城”。这便是格尔木最初的建筑。

　　后来，1200人组成的修路队伍拉到了格尔木，于是在柴禾城的周围又冒出了近百个帐篷，荒无人烟的格尔木日渐热闹起来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本营。

　　以后每每有人问起父亲：“慕政委，格尔木在哪里？”

　 “我的帐篷搭在哪里，格尔木就在哪里！”

　　格尔木是父亲一生的骄傲。

　　一把铁锹、一把十字镐的征战

　　如今的青藏公路是以格尔木为转折点，分为东、南两线。东线起自西宁，经湟源、香日德、诺木洪，到格尔木。南线经纳赤台，跨过昆仑山、唐古拉山直下藏北大草原，经过那曲、羊八井，到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。当年父亲领导修筑的青藏公路，便是这南线近1300公里的公路。跨越了昆仑山、唐古拉山两大山系的南线青藏公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，河网密布，沼泽绵延不绝，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5摄氏度，永冻土层深达120米，空气中的含氧量也不足海平面的一半。在这种恶劣的气候、环境中，在极度缺乏人力、物资的条件下修筑公路，不能不说是一场极其艰苦的征战。

　　父亲从北京筹到了30万元的修路款和物资后，兴冲冲地返回了格尔木，准备带领运输队的1200名驼工大干一场。可是在驼工中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：“青藏高原上根本不能劳动，一干重活就会死人。”于是队伍中有的人开始闹逃跑，人心惶惶。

　　父亲将这些闹逃跑的人召集到一起，做思想工作。父亲说：“青藏高原的确太苦，你们一定要回家，我也不强留了。我带着大家来运粮，粮运不过去，你们能走我却不能走。这样吧，大家临走之前，帮我开一天荒，往地里种点儿萝卜籽，我好留下来待命，也好自己养活自己，行不行啊？”

　　驼工们一听，这个要求合情合理，当然行啊。于是第二天一大早，将近100名驼工来到荒滩上，挥起铁锹开荒。一天下来，开出了整整27亩荒地（后来被称为“27亩园”），所有的驼工都安然无恙。父亲把这些人集合起来，他说：“谁说青藏高原上不能干重活？大家开了一天荒，这活也不轻嘛。修路就跟开荒差不多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大家留下来跟我一起修路，这是历史上还没人干过的一项伟大事业。不平常的事业就是咱们这些平平常常的人干出来的。咱们要用自己的双手，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一条平坦的大道，在柴达木盆地建设一座美丽的花园。”

　　“一劳动就死人”的谣言就这样不攻自破了，而父亲所说的最后两句话，也成为了两句口号，一直激励着青藏公路和格尔木建设的几代人。

　　1954年5月11日，青藏公路在格尔木正式破土动工。二十几名干部、1200个驼工组成的队伍分为6队，每人配备一把铁锹、一把十字镐，开始了艰苦的征战。

　　父亲后来把修筑这条公路的战略指导思想总结为4个字：一气呵成。一气呵成的具体实施必须以军事指挥和军事行动为保证。先将全线分为几个大段，大段又划成小段，各队按指定地段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。

　　刚出了格尔木不久，向南32公里处的昆仑山下，有个叫“艾家沟”的沟口。这里的地质条件十分恶劣，刚出师不久的修路大军便遇到了困难。这里遍布着被西北人称为“燎焦石”的天然盐碛石。炸药对这种岩石发挥不了威力，只能靠人用十字镐狠劲儿地砸，才能一点一点挖开来。为了保证工程进度，父亲组织了大会战，参加会战的3队人马各自铆足了劲儿，不甘落后。一日三餐是盐水煮面疙瘩，渴了趴在河边喝一口带泥的雪水，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0个小时，甚至夜幕降临后队员们也不愿意收工。会战的结果是比预定的日期提前了一个星期完成任务，队员们好不兴奋！

　　然而不久后，民工们被一种奇怪的病缠住了：轻者腿上生起一块块紫斑，重者整个腿部肿烂流脓。身经百战的父亲傻了眼，逢人便问这是什么病症，可是谁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病。父亲心疼病号，叫山下的27亩园运上来半汽车的萝卜给病号们尝口鲜，就是这半车的萝卜，救了所有病号的命。

　　原来，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再加上没有新鲜蔬菜，导致维生素缺乏，民工们得了败血症。作为一军统帅，这次教训是沉痛的，父亲在作了深刻的反省后召集全体人员，郑重宣布：以后不再搞会战、竞赛一类的事情，同时制定出十几条劳动生活纪律，如晚上睡觉枕头垫高，防止呼吸窒息；白天干活不能用力过猛；走路不准跑；休息时不准追打嬉闹等等。

　　父亲还宣布，将艾家沟改名为爱己沟。

　　唯一的工程师

　　说起来令人感到诧异，修建难度这么高、距离这么长的一条公路，负责设计的工程师却只有一人——从西北交通部调来的工程师邓郁清。新中国成立前，西北军阀马步芳曾奉国民政府之命两次从西宁修公路至玉树，这条公路被称为旧青藏公路，说是青藏公路，可是还没沾到西藏的边儿，这项工程就因资金匮乏而告终了。那时，毕业于福建龙溪工业专科学校的邓郁清怀着满腔的热忱，同众多的工程师一样，自愿来开发祖国的大西北。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，邓郁清曾随进藏大军一同进藏，带领着工程技术人员沿路考察，他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并不具备修建青藏公路的条件。

　　之后，邓郁清便去西安修建阎良机场。1954年父亲带领民工们开始修筑青藏公路时，邓郁清应父亲之邀，前来全面主持技术工作。修一条公路，只有一个工程师，一开始邓郁清对此也存有疑虑，可是等他赶到了艾家沟，眼前巨大的反差深深地震撼了他：一方面是民工们拼死拼活地搞会战；而另一方面是极其薄弱的技术力量，队里的几个工程测量干部虽然搞过一些军事工程，但没有一个真正修过公路！邓郁清留了下来，他想：即使只有一个工程师，也要尽一个工程师的力量。

　　公路向前伸展着，修到距格尔木73公里处的那神河畔停住了。这里是个很深的峡谷，谷底浪涛汹涌，令人不寒而栗。然而作为进藏的咽喉，这里必须架桥。之前，10名工兵带着民工已经选好了桥的位置，可是架桥的材料却只有9根9米长的松木和几根短杂木，除此之外，再无任何材料。而河涧宽度也是9米，工期只有3天，这桥该怎么架起来呢？

　　邓郁清将大家召集起来集思广益。一个民工提出在山涧两边的岩石上打石窝，将立柱插到石窝里，再用立柱撑起9根松木作为桥梁。邓郁清画了草图、做了计算，发现这个方案完全可行。

　　3天之后，青藏公路上架起了第一座桥梁。9根松木并排摆在峡谷上，两侧由插到石窝里的立柱撑起，桥桩与横梁用接榫加蚂蟥钉加铁丝固定，桥头用石片做护坡，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桥。

　　10辆满载着面粉的大卡车停在桥头准备试车。邓郁清担心出事，坐进了第一辆车的驾驶室，准备过桥。这时，父亲一把将邓郁清从驾驶室里拽了下来，自己跳到了车上，然后探出头来说：“这桥是你造的，你不指挥谁指挥？你给我过去，站那头指挥。”

　　一辆，两辆，三辆……10辆大卡车终于顺利通过桥梁。邓郁清走到父亲面前，说：“政委，您的心意我理解，可您是一军主帅，您亲自试车太危险了。”父亲则说：“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，万一你有个闪失，再没有第二人了……”

　　父亲给这座桥取名为“天涯桥”，1956年陈毅同志路过此地时，将此桥更名为“昆仑桥”。

　　第一个坐着汽车进拉萨的人

　　父亲这一生因修筑青藏公路而被人们称为“青藏公路之父”。父亲的身后，却是千千万万个热血男儿，没有他们的豪情壮志，没有他们的挥汗流血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青藏公路。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名字：宋剑伯、张兆祥、张炳武、何畏、杨景震、张震寰、朱飞、张启华、阎文仪、王德明、席上珍、马珍、王廷杰、赵建忠、尤忠、李秀成、王仕禄、包林、火高明、韩庆、王志明、工程师邓玉清、医生王德明，这23人是这支队伍中的所有干部。此外，还有1200名驼工、10名工兵，也许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但他们同样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！

　　父亲和任启明率领着这支队伍，开始了青藏公路的修建。他们仅仅用了7个月零4天的时间，使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段1283公里（当时测定的数据）公路全线贯通。与此同时，由齐天然带队修筑的自甘肃敦煌至格尔木的公路敦格线也全线贯通，与青藏线共同保障了内地到西藏的运输。说到这段历史，就不能不提到这些先辈们，虽然他们都已不在人世，但这一历史功绩是他们共同创造的，他们都应该名存青史。

　　1954年7月底，公路通到了可可西里。父亲在五道梁山上发出了电报：彭总并转中央，我们的汽车已经开上了可可西里，我们正在乘胜前进。接着父亲又到北京，彭德怀答应再给200万元的拨款、给100辆汽车、1000名工兵。得到彭德怀的支持后，父亲满怀信心地回到青藏高原上，带领筑路队伍把青藏公路继续向拉萨推进。

　　10月间，筑路队伍开上了唐古拉山。唐古拉山上空气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，不要说是甩大锤修路，就是站着说话都非常吃力。经过了4个月的艰苦征战，民工们已经是筋疲力尽了。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缺氧，他们大多染上了各种各样的高原病：嘴唇破裂、鼻孔流血、指甲凹陷、手指红肿，头炸裂似的疼痛。吃饭的面粉虽然不缺，但没有牛粪，生不起来火时就只能吃雪拌炒面。开工时发的铁锹和十字镐已磨损得不成样子，有的民工干脆就用双手扒土、抓石块。

　　大军在唐古拉山上整整鏖战了40天，这段路终于被打通了。胜利在望，大家情绪异常高涨，仅仅20天，公路就向前延伸了300公里到达了黑河（那曲）。以后的10天，又推进了200公里，抵达羊八井。羊八井是当雄河和羊八井湖汇流后冲刷出来的一道石峡，过了羊八井，就是拉萨的郊区了。

　　此刻，由彭德怀批准，兰州军区派来的1000名工兵已经与筑路队伍会师，工兵部队还带来了当时很先进的钻孔机等设备。全体人员不分昼夜地苦干了10天，打通了石峡。

　　12月15日，父亲带着筑路大军开进了拉萨，父亲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坐着汽车进拉萨的人。12月25日，拉萨举行了康藏、青藏两大公路的通车典礼。通车典礼结束后，父亲带上他的人马，浩浩荡荡回师格尔木。

　　筑路大军回到格尔木之后，父亲宣布，青藏公路已经修好，休假3个月。民工回家后不想来的，可以不来了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回老家探亲的人们又回到了格尔木，这回已有人携妻带子，要定居在格尔木了。问他们为什么又回来，朴实的人们这样说：“自己养的娃儿还是自己亲，舍不得离开青藏公路和格尔木……”于是，望柳庄、十八间窑洞、格尔木农场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平地而起，父亲带领着这支经历了艰难困苦的铁军，要把格尔木构建成他心目中花园般美丽的城市。

　　打破人间神秘，

　　戳穿探险家的胡语乱言！

　　开辟布尔汗布，

　　战斗在天涯桥边！

　　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，

　　劳动在冰雪交加的雪线！

　　劈开昆仑山，战胜唐古拉！

　　踏破千里雪，走尽长江水！

　　通过怒江上游的黑河，

　　打开冈底斯山的石峡……

　　为了祖国的建设，

　　把公路修到拉萨。

　　——慕生忠将军作于1954年12月青藏公路竣工时

　　筑路将军的传奇人生

　　1910年，慕生忠出生于陕北吴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。因家境贫寒，他只读了4年私塾。1930年慕生忠投身革命，化名艾拯民，并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红军时期，慕生忠曾奉命率游击队东渡黄河，带领十几个人的游击队在吕梁山区方圆几百里内与敌人周旋。阎锡山曾登报以10万元悬赏通缉慕生忠。

　　早年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给慕生忠留下了一身的伤痕，同时，他也得到了这样一个绰号：艾胆大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慕生忠曾3次进藏。第一次是以范明为司令员、慕生忠为政委的“十八军独立支队”奉命进军西藏，和平解放西藏。进藏后“十八军独立支队”和十八军共同组成中央西藏工作委员会，慕生忠担任工委常委、组织部长等职，开始了建设西藏的工作。1953年，西藏数万军民吃粮告急，慕生忠作为政委带领西藏运输总队第二次进藏。第三次进藏，慕生忠带领着1200名驼工开始了青藏公路的修建。他们仅仅用了7个月零4天的时间，便修通了从格尔木至拉萨1283公里的公路。慕生忠也因这一历史功绩，被称为“青藏公路之父”、“筑路将军”。

　　1955年，慕生忠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　　曾战胜了世界屋脊上艰难险阻的筑路将军，却没能躲过政治舞台上的风雨。“庐山会议”之后，慕生忠被扣上“彭德怀黑干将”的帽子，被撤职审查，这一撤职就是20年。

　　1982年，年过古稀的慕生忠一复出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格尔木，他要去看看让他魂牵梦萦的青藏公路。站在昆仑山口，白发苍苍的将军说：“我死后，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在昆仑山上，让青藏公路上隆隆的车声伴随着我长眠。”

　　1994年10月19日，慕生忠将军逝世，青藏公路带给他的是成功与艰辛，而他带给青藏人民的则是不朽的财富。（责任编辑：桑桑）